第25章 傅斯年和陈寅恪 (第2/2页)

另据陈寅恪的再传弟子、台湾学者陈哲三云：“陈寅恪会已死了的文字，拉丁文字不必讲，如梵文、巴利文、满文、蒙文、藏文、突厥文、西夏文，及中波斯文非常之多。至于英法德俄日希腊诸国文更不用说，甚至于连匈牙利的马扎儿文也懂。”
　　
　　面对诸种说法，陈寅恪的侄子陈封雄后来较为谦虚、平和地对外宣称：“一般说来，他能读懂十四种文字，能说四、五国语言，能听懂七、八种语言，是大致不差的。这些成绩基本上是他在三十六岁以前取得的。”
　　
　　求学时代的陈寅恪曾自言：“寅恪平生治学，不甘逐队随人，而为牛后。”这是他的志向，也是实至名归的一种境界。
　　
　　第一个说陈寅恪“三百年第一人”的人是傅斯年，傅斯年说：“陈先生的学问，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。”
　　
　　而在傅斯年之前，虽有人也承认陈寅恪，但更多的人是不服的，比如陈寅恪刚到清华教书，许多人对这样一个二十多岁的后生非常不屑，但一个人说了一句话立马就让所有人闭嘴，这个人就是梁启超。
　　
　　梁启超说：“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，但总共著作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。”
　　
　　到了抗战时，对谁都不服，甚至踹过蒋介石的狂人刘文典说：“说西南联大只有两个半教授，陈寅恪排第一。”
　　
　　但就是这样一个让当时的大师们都推崇备至的陈寅恪，却连个文凭都没有。陈寅恪到过日本、美国、法国、德国等许多国家留学，和傅斯年一样，都没有获得过一个博士甚至硕士学位，哪怕是名誉上的。
　　
　　陈寅恪后来回国能到清华教书，纸面上条件是不达标的，是王国维、梁启超等人开了后门才进去的。
　　
　　陈寅恪为何对文凭不上心，据陈寅恪的侄子陈封雄讲，他当时问了叔叔：“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，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？”
　　
　　陈寅恪回答说：“考博士并不难，但两三年内被一具专题束缚住，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。自己从二十岁到德国，就立志要尽量多学几种语言文字。为此，已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学知识找资料方面，至于有没有学位，并没有放在心上。”
　　
　　自转到德国求学后，傅斯年在史学观点上的表露开始显现，对科学、史学以及治史方法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思考。很多人都认为，这是受陈寅恪的影响。
　　
　　陈寅恪与傅斯年的相处，很明显对傅斯年的治学方向造成某种改变。傅斯年到英国时的兴趣是实验心理学及弗洛伊德的学说，到柏林时主要兴趣是物理学，尤其是相对论及量子力学。不过，在柏林的最后一两年，人们发现他的注意力逐渐转向比较语言学方面。从傅、陈二人留下的笔记本及修课记录可以看到一些相仿之处。
　　
　　在傅斯年的遗物中有一藏文笔记本，这一笔记本与大陆现存的陈寅恪藏文笔记本，授课教授相同，足见他们可能上过同一教师的课程。陈寅恪最崇拜梵文大师吕德斯（Lüders），而在傅斯年离开柏林大学的证明书中，也记载着上课但未正式获得学分的课程有吕德斯的梵文。此外，傅斯年笔记中有两件记当时西方学者有关东方学的目录，而陈寅恪初到清华所授的课便是“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”。
　　
　　当时同在柏林的毛子水便自承，他受陈寅恪影响而注意比较语言学。毛子水认为，陈寅恪应该是在傅斯年留学生涯的最后阶段对他有过影响，使他转而重视比较语言学。从傅斯年藏书扉页所记的购书年代可以判断，他当时开始大量购买这一方面的书籍。
　　
　　当时两人的相得之情，或许可以在一九二七年陈寅恪的一首赠傅斯年的诗中看出：“不伤春去不论文，北海南溟对夕曛。正始遗音真绝响，元和新脚未成军。今年事业余田舍，天下英雄独使君。解识玉珰缄札意，梅花亭畔吊朝云。”
　　
　　从这一首诗中可以看出，陈寅恪对傅斯年想将“东方学的传统”从柏林、巴黎等地移回北京，并在中国建立新学术的宏愿是相当欣赏、支持的。在陈寅恪的诗中并不轻易用“天下英雄独使君”那样的形容词，这显示了他对傅斯年一番事业有怎样的期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