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5章 傅斯年和陈寅恪 (第1/2页)

有人认为，傅斯年在留学期间，这样的如饥似渴的求博，是受到他的同学和朋友们的影响，特别是德国柏林大学期间。
　　
　　陈寅恪、俞大维早在傅斯年之前，就已进入柏林大学读书了。傅斯年进入柏林大学不久，何思源、毛子水、罗家伦等人也相继来到了柏林大学。
　　
　　人类学家克罗伯（Kroeber）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（Comeinacluster）。一八九零年前后的中国，似乎印证了“天才成群地来”这个令克氏久久不解的疑问。
　　
　　在二十世纪初叶成群而来的学术大师中，以上的这些人无疑都是其中响当当的存在。所谓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，柏林洪堡大学见证了这些学子们是怎样刻苦努力，互相砥砺。
　　
　　在这些人中，对傅斯年影响最大的当属陈寅恪。
　　
　　陈寅恪（1890年7月3日—1969年10月7日），字鹤寿，原籍江西省修水县，生于湖南长沙。生时祖母黄夫人以其生值寅年，取名寅恪，恪则为其兄弟们的辈份。他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家、古典文学研究家、语言学家、诗人。与叶企孙、潘光旦、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。与吕思勉、陈垣、钱穆并称为“前辈史学四大家”。
　　
　　陈寅恪和傅斯年一样，也出身于世代书香世家。其祖父陈宝箴，清末官至湖南巡抚，因支持戊戌变法，推行新政，被慈禧太后革职。父亲陈三立，晚年号散原老人，是清末四公子之一，为晚清著名诗人。
　　
　　陈寅恪自幼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教育，六岁开始在家塾中读书识字，系统学习了儒家经典和诸子之学。
　　
　　俞大维回忆说：“我们这一代的普通念书的人，不过能背诵《四书》、《诗经》、《左传》等书，寅恪先生则不然，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，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。”由此可知陈寅恪幼年读书的勤奋和国学功底的深厚。
　　
　　陈寅恪从十三岁开始随从长兄、著名画家陈衡恪去日本留学，后来一度回国，进一步广泛涉猎中国传统书籍。
　　
　　其侄陈封怀回忆说：“祖父藏书很丰富，六叔（陈寅恪）在他十几岁时及后来自日本回国期间，他终日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等等，无不浏览。”
　　
　　陈寅恪自己也说：“因髫龄嗜书，无书不观，夜以继日。….…而有时阅读，爱不释手，竟至通宵达旦。”
　　
　　傅斯年到柏林洪堡大学时，以前在北大的同学、陈寅恪的弟弟陈登恪也在柏林就读。傅斯年应该是通过陈登恪结识陈寅恪的。
　　
　　由此便开始了这两个人，传奇一般的友谊。
　　
　　在柏林的岁月，二人的友谊，多体现在学术旨趣，以及陈寅恪对傅斯年治学方向的影响上。
　　
　　赵元任夫人杨步伟曾回忆说：“我们一九二四年五月离美（到了柏林），会见了一大些旧识新知，最近的就是寅恪和孟真。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的乱的不得了，他们说只有孟真和寅恪两个是‘宁国府门前的一对石狮子’。他们常常午饭见面，并且说好了各吃各的，因为大家都是苦学生么。”
　　
　　陈寅恪和傅斯年二人的柏林岁月，也许是可以天天见面，且把精力用在了读书上，两人留下的书信文字很少，但将近三年的时光，或主观或客观两个人产生了相同的学术兴趣，这也奠定二人未来二十年友谊的基础。
　　
　　同在德国柏林大学留学的罗家伦回忆说：“当时中国留学生读书的普遍趋向、治学风气大都是先博后专，求知欲极其旺盛，又各怀学术创获的雄心壮志。朋友中陈寅恪从哲学、史学、文字学、佛经翻译，大致归溯到唐史与中亚西亚研究，又供他参考运用的有十六七种语言文字，为由博到精最成功者。”
　　
　　从保留下来的六十四本之多的陈寅恪学习笔记看，当时除梵文和巴利文外，陈寅恪还学习过藏文、蒙文、满文、突厥文、回吃文、朝鲜文、印地文、俄文、波斯文、希伯来文等多种文字。至于陈寅恪一生究竟懂多少种文字，当时学术界中人和日后的研究者皆无定论，据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时期的研究生王永兴说，陈寅恪“具备了阅读藏、蒙、满、日、梵、巴利、波斯、阿拉伯、英、法、德、拉丁、希腊等十三种文字的阅读能力”。
　　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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