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4章 事母至孝 (第2/2页)

还有一次，傅斯年到南京、上海出差十天，原计划返回北平路过济南时停一停。结果还是没下车，原因有二：史语所有公务；老母亲不在济南。
　　
　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,南京空袭日频，傅斯年由于负责中央研究院各所的搬迁事宜，无暇顾及家庭，更无力陪侍老太太避难同行，特委托一位下属和两个侄儿负责保护母亲转移至安徽和县暂住。
　　
　　南京沦陷,傅氏辗转来到重庆后不久，两个侄儿来见，傅斯年以为家人顺利脱险，十分高兴。当侄儿述说祖母没有逃出来时,傅斯年大怒，当场打了侄儿两个耳光。
　　
　　随后，千方百计令人把母亲于战祸连绵的安徽接了出来，辗转20余天由陆路逃至汉口,最后抵达长沙。
　　
　　此时老太太年已70余岁的高龄，傅斯年每言及老母逃难事,总怀歉疚之情，他曾对同事说:老母“幸能平安至后方,否则将何以面对祖先？”
　　
　　后来,史语所由长沙迁昆明，傅斯年把母亲接到重庆，安置在歌乐山下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，与弟弟傅斯严(孟博)一起生活,费用全部由傅斯年负担。
　　
　　1941年春傅斯年因身体过于肥胖又患有高血压症，整日奔波操劳，遂使病情加重，不得不住进重庆中央医院救治。
　　
　　几个月后,傅斯年终于出院，回到重庆郊外的家中体养。
　　
　　意想不到的是，傅斯年出院了,他的老母却病死在了医院。
　　
　　老太太病逝后，傅斯年因不知病情，医院方面的专家又拿不出一个确切的结论，为此双方吵吵嚷嚷，争论不休。最后，院方提出解剖以验证病症。傅斯年犹像再三，最后同意解剖，其结果确为胆结石所致。
　　
　　由此病案，可见当时中国头号医院医药设备及医疗技术是怎样的落后与糟糕。也知傅斯年的心情又是如何的悲愤交集与哀伤。
　　
　　四个月后，傅斯年在致胡适信中自责，假如“在南京时送他老人家在中央医院多住几日”，假如“不是我去年至今这一场大病”，母亲就有可能早确诊、早治疗。这个自责一直没有释怀。隔一个月后，他又致信告诉罗家伦，“至今念之，倍觉罪恶者也。”
　　
　　母亲去世后，他顾不上自己的重病，丧事亲力亲为，看地、安葬，连续操劳奔波，血压都不量了。等忙完丧事，到李庄一量血压，打破一切纪录。为防止敌机轰炸和日后破坏，傅母“葬于歌乐山风景绝佳处，作成一水泥之圹，甚坚，欲移不可，未开吊，未发讣，事后登报耳。”
　　
　　他手头拮据，又逢国难，只好卖书葬母，丧事从简。“棺材是卖几箱子书换来的。朋友有劝我开吊者，我实在办不到。”
　　
　　傅母墓地选在歌乐山附近，中研院数学所办公处旁的一个小山顶上，由俞大维派兵工署人员在岩石中钻一洞穴，下葬时用吊车将棺木放入，用水泥制成七八寸厚预制板三块,用吊车吊起盖在墓穴上方，整体看上去如同一个战争的碉堡,极为坚固。
　　
　　为此,傅斯年致信胡适说:“家母葬于歌乐山风景绝佳处，作成一水泥之圹,甚坚。”短短几十字,透出傅斯年的宽慰之情。